作为一位研究佛教史的老师,当然会被天经地义地归为“佛系”一族。而且在很多人看来,“佛系”必须具备一些显著的外相特征,就有同学曾告诉我,曾经选修我的通识课时,头脑里浮现出来的要么是一位光头的出家僧人,要么就是一位手持佛珠,身着中式长衫的胡须男来上课,结果等到开课时,却发觉老师的形象与“佛系”基本不靠边,难免有一些失望。

不过,最近热遍网络的“佛系”,主要指的是”精神佛系“一族,他们厌倦职场与生活的竞争与那种鸡血式的奋斗,凡事只愿微微一笑,不争不抢,不好输赢。这种“淡然”气质一出,不仅家长紧张,连官方也严肃以待,拼命区分今天的“佛系”与“丧系”,认为拈花一笑的“佛系”还是自我的放松与调整,而“丧系”则失去人生奋斗的动力,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不管如何区分,“佛系”一词在今天的社会舆论中,已经自带“丧文化”的气质,却是无可争议的现象了。那“佛系”究竟指的是什么?

先说一下我转入所谓“佛系”的过程吧。多年前,我曾当过国营部门的电信工程师,也干过财经报纸的编辑,人生前景称不上光明,基本上每日公交车上麻木奔波,写字楼里辛苦码字,周围的同事关心的是加薪和跳槽,偶得空闲,寻一家咖啡馆小坐半日,这样的生活方式很主流,很小资,没人会认为你的人生道路有问题。

但是人生难免有生老病死以及种种的不如意,我们的努力也自有遇到瓶颈之日,这个时候难免会思考这短促的生命究竟有何意义,但周围的人大多觉得这样的问题是无意义的。欲望中生存,欲望中毁灭,仿佛是我们的宿命。

曾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自省道,他们是“喝着狼奶长大的一代人”,背后说的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斗争哲学的思维延续至今。当年那种敢为天下先的阶级斗争意识与物质短缺记忆,后来竟然无缝对接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所以,凡事都要争抢,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的美好生活,为了自己的欲望,房子、车子乃至位子,对了,连坐个公交和地铁,都会在车门前如跑百米般地去抢座。

如果从精神史的谱系来看,那一代人受到的教育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后来理想破碎,则一转而为欲望的解放,中间不过是一纸之隔,其中贯通的其实是人与人、自然以及世界的“斗争征服哲学”。君不见,昔日理想主义一代人,后来面目其实大多也全非。大学校园里,为了课题项目以及各种资源而孜孜以求的,上一辈所表现的“渴望”并不必今天的年轻人要少几分。

可是,社会的主流常常批评后来的年轻人,认为他们太“物质主义”,一切朝钱看。而年轻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很微妙,父母个个都是虎爸虎妈,对子女前途操碎心。年轻人却常说,这么努力地学习和工作,只不过是为了所谓的物质幸福生活,内心却苦不堪言,值得吗?

欲望当然有一万张可爱的脸,但是却并非人人都天生喜欢那粗浅的满足,更何况今天的年轻人,生长于消费主义时代,当年我们闻所未闻的事物,对于他们哪一件不是稀松平常?光靠这些浅表的身心欲望,已经很难让他们恒久地努力。

因此,今天其实进入“欲望”的转型时代。父母辈眼中的“欲望”,是实实在在的食物,是子孙绕膝的满足,是身居高位的颐指气使,乃至贪赃枉法,据说也是要在家中堆积起如山的钞票,每日摩挲。但是永恒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何况这些“欲望”的价值,本来就因时代而会改换位置排序。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吃喝玩乐,本就是平常事,身心肉欲的极大满足之后,反倒会对粗浅的欲望产生厌倦,这种因为身心欲望满足的失落,反而让他们找不到生命的实在感和踏实感,这才是今日“佛系”产生的精神根源。

而父母辈眼中的理想生活,仍然是生活饱暖与家庭延续,但是这样的生活目标早就无法让新世代的年轻人感到满意,“丧系”乃至“佛系”现象的产生,不过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转折点而已。

如果这么看的话,当年我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而在无意中的“佛系”转型,不过走的稍微快了几步而已。不过当我开始对佛学产生兴趣之后,亲人、师友常常会拐弯抹角地提出“善意”的劝告:“不要太过沉溺,还是要积极面对人生啊!”仔细揣摩这句话,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令人担忧的假设:怎能舍弃大好的物欲,遁入“空门”,青灯古佛,了此残生!甚至还会调侃道,千万可别走上当年李叔同的那条道路!

关于当年李叔同的出家,坊间流传的重要片段就是他在西湖边告别日籍妻子的场景,多数人认同李叔同,却对弘一大师心存疑虑,在他们看来,西湖边的那场告别是“无情”,是“绝情”,间或称誉一二,也只不过是碍于李叔同昔日在俗世艺文界的赫赫名声,至于弘一因何而伟大,少有人知晓,也少有人愿意去探究。

那时的我,正自顾沉醉于佛学智慧之中,无暇理会这类关怀,但你仍然会感觉到周围那种“哀其不争”的眼光。这其实是普遍现象,就曾有学生告诉我,每当他们在寝室阅读《佛学入门》教材时,便有室友过来安慰:你哪里想不开了?

红尘滚滚,一起摸爬滚打,你侬我侬,彼此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如果你要唱一首“佛系”的歌,听听而已或可怡情,但切不可假戏真做,因为这意味着试图远离彼此同流的人生道路,风险往往不是因为前途莫测,而是来自于红尘同胞们的怀疑眼光。

艺术家假使“性情”放浪一些,我们不过化为一笑:艺术家嘛,乱来是正常的;哲学家若有偏激性格,也容易为其辩解:哲学家嘛,精神有点不正常也理所当然;而官员们如贪污敛财,蓄养几位情妇,我们除了义愤填膺,结束时大多会补一句,该他倒霉啊!似乎那贪财、贪色的动机天经地义,只不过流年不利而已。所以一旦你宣称“佛系”,自然会有一大堆长辈的关怀立即降临:孩子,五子登科还是莫忘啊,人生啊,还是要尽情享乐一番的!

当“佛系”词汇乍出时,我多少对“佛系青年”是略有微词的,害怕这种人生的小确幸“败坏”了佛教的真实内涵。之后的舆论滚滚,却让我看到这个社会中对佛教的那种深层的误解与怀疑,他们针对的并非是“佛系”,而是“佛教”本身的价值。

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中,自来就有一股对于佛教的“敌视”与“怀疑”,这种怀疑并不妨碍中国人礼香拜佛,超度亡灵,但他们亲近佛教不过是为了现世的安稳,官运亨通,财源滚滚,他们畏惧“未知”,却不愿意去真正探索“未知”,反过来还会指责那些想要追寻佛教智慧的人:你们远离世俗,缺乏社会责任感。可是他们眼中的社会责任,也不过流于财色名食,认为这种追求不仅合情合理,反倒是对此警醒自省的人,在他们眼里是如此的不正常。似乎一谈“佛系”,就立刻成为万人敌!

既然被视为“不正常”,就会慢慢沦为异端与边缘,佛教渐渐从社会主流空间中淡化,局促于佛寺与民间社会之中,而与社会精英阶层渐拉开距离。那些对佛教稍许认同的士人,也不得不在主流文化的氛围中寒蝉噤口。姑且不说那位因对彭绍升佞佛“不屑”的戴震,甚至为彭绍升美言两句的钱榜,也不得不在受到指责后拼命辩解绝非是为佛教张目。而我们非常熟悉的,被誉为晚清“经世先锋人物”的魏源,退仕之后全心投入佛教的修行,人生如此大的转折,令人困惑,有人直接贴上“厌世”的标签,认为魏源不过是事功受挫而遁入空门。同样在“事功”的标准下,龚自珍忝列晚清经世思想先驱之一,但无人知道他在29岁参加会试的路途之中,给妻子写下“书来恳款见君贤,我欲收狂渐向禅。早被家常磨慧骨,莫因心病损华年”的诗句,哪里可见有厌世的气息?

明清以降,因为政治及其他因素,佛教不断地萎缩,影响士大夫的能力也渐弱,因此,中国佛教再无南北朝、隋唐时期吸收精英的能力,北宋名士张方平就曾对王安石说起当时的士林思想状况:“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但今天当我们听到“佛系”一词,便会觉得自带“无能”属性,是某种意义上的“丧文化”。这样的认知有其极其深远的历史与文化心理传统,短期来看,仍难有正本清源的转机。

从佛教层面来看,佛教向来提倡僧俗为一整体,僧众以佛理教化大众,引领修行,在家俗众则依佛理而在社会之中实践。但因佛寺影响社会的管道日趋狭窄,最终只能感化一般的普通信众,沦为经忏佛事与烧香礼佛的信仰形态。而社会精英对于佛教的怀疑乃至鄙夷,使得佛教很难寻找到正信的主流群体实践其教导,佛教的”入世”内涵也就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彰显。

但是同属汉传佛教,台湾佛教却能走出一条“非丧文化”的“佛系”道路,例如法鼓山的大规模文教事业,影响着台湾社会的精英阶层去实践“心灵环保”的理念;而慈济的慈善事业也能让一般民众体会佛教在推动社会改善方面所拥有的极大影响力。就连我们一般认为更多偏向于“独善其身”的缅甸、泰国等地的南传佛教,在现代社会中也越来越积极地介入社会,引导公众的心灵成长与改善。

但是,为何我们如此恐惧“佛系”?除了在我们身边看不到上述那种现实的典范之外,更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洋溢已久的“欲望”逻辑,早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我们可以明目张胆地褒扬欲望,却怀疑那些宣称要认知欲望与限制欲望的观念与实践。这样一种倾向,如果分析其前因后果,大概与昔日短缺经济之下的“时代创伤后遗症”有关,也与革命时代理想主义的崩塌有关,知识分子对于“个人主义”的重新肯定,让他们对任何对于“道德禁欲主义”有一种天然的怀疑与不信任。

除了大部分人掉头投身滚滚红尘欲望中之外,还有一些尚在坚守的知识分子,试图依靠“稍显空洞”的现代个人尊严去支撑生命的价值,而害怕任何集体性的道德学习和实践,这和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集体生活”犹如魔咒,似乎会压抑个人的尊严和自主,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地作为“纯粹的个体”而生活过,都只不过是在因缘与关系中生活与成长。

哪一种道德的实践不是在群体中学习的呢?哪里又可以找到“一个人”的道德学习和实践?

进一步说,今日对“佛系”的鄙薄与怀疑,其实代表了社会对于佛教内在价值的误解与扭曲。假如“佛系”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佛陀昔日四十五年赤足游历北印度的弘法努力,也难以体会玄奘大师“宁愿西向而死,不愿东还而生”的大愿。我们的智慧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以至于当一个明显矛盾的事实摆在面前,我们其实没有能力去正确地回答。

佛教的确是怀疑欲望的,而且怀疑的就是我们凡夫所孜孜以求的那些内心蠢动,认为那些寻求固然可以让我们短时间身心愉悦,但是却根本无法消解那背后隐藏着的巨大的人生之苦。简单的说,那些得来容易的欲望之乐,不仅消失的也快,而且根本不足以缓解那深层的生命之苦。

佛教正是看到人生一场其实是错综复杂的因缘流变,我们所追求的,最终也不过如烟花一般,完全无法真正地把握。但是佛教的“怀疑欲望”,并不是道德层面的训斥与指责,来树立一个道德卫道士的形象,而是想从“人生真理”的层面去思考,人生的苦与乐究竟如何产生,而我们有没有可能超越这样的人生恶性循环的陷阱?所以,佛教的目标其实是从怀疑欲望开始,以寻找人生真理而结束。

这哪里是“与世无争”的佛系,相反,他反而具有寻求真理的强烈冲动,顶多你会觉得,这和那些热爱科学探索的怪咖一样,但你怎么会觉得“佛系”消极而颓废?

“佛系青年”们,在消费主义的“小时代”里刚刚窥视到欲望的极限,所以走出了怀疑“欲望”的第一步,但马上拍打起惊涛骇浪,反倒是为主流社会所不容,担忧“佛系”弱化了青年的奋斗精神。殊不知,拼命彰显欲望价值的,其实正是这些年轻人的长辈们。

从怀疑到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当然要经历一个怀疑和内敛的过程,这种内敛,不是放弃人生,而是拉开与上一代人主流价值的距离,审视我们所追求的那些东西,是否真的具有意义。唯有这样的自我反省乃至观念的颠覆,我们的人生才有可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因为过去这几十年依靠欲望消费主义所催生出来的人生观,已经不足以支撑起年轻人的生命想象了。

所以,“佛系“本身是这个时代转向的一个风向标,虽然它本身也很容易化为日常的段子,但是对于一个认真对待自己生命的年轻人而言,如果能从这样的怀疑继续多走一步,你就会发现,过去那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生路线图,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这时你才会慢慢了解,要如何真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上个世界六七十年代,在美国也掀起了一场学习东方文化的热潮,而那场文化热潮的背景正是因为年轻一代对于他们的父辈的所谓“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反叛,而当时流行于美国的日本禅宗与藏传佛教,则正好符合这一群“佛系嬉皮士青年”的精神需求。在这群人中,出现了所谓“垮掉一代”的文学代言人——金斯堡和凯鲁亚克,也培养出以禅宗思维改变世界的IT巨擘——乔布斯。当年倾心于日本禅宗修行的乔布斯想要前往日本永平寺修行,他的老师乙川弘文告诉他,你不用去日本出家修行,只需要好好地在工作中去运用禅宗与佛法的思维,这同样也是修行。而正是这样的鼓励与确认,乔布斯从而完成了一个“佛系青年”的华丽转身。

但是,中国的这场“佛系青年”的自救运动远非那么容易,娜拉出走之后,他们势必要面临家庭与社会中的“老人群体”的不断绑架与威吓,要将他们重新拉回到“主流欲望价值”的轨道,因此年轻人的“佛系生活”,最终可能成为一种生活的自我调侃与消解,而根本无法创造新的时代精神,毕竟,“欲望之敌”太强大了。

所以当年李叔同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辞职出家,学生们一片惊慌,蜂拥而至而为李叔同送行,惹得校长经亨颐非常不满,认为李叔同的出家会带来非常不好的示范。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当时校园的气氛:“漫倡佛说,流毒亦非无因。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以图积极整顿。”

经亨颐的这份表白,可谓是他对当时“佛系潮流”的态度,“可敬”当然指的是李叔同能舍弃名利而出家,而“不可学”多少也表现出当时主流士人对于佛教的认知也多是偏狭而片面的。李叔同的出家固然是个人之选择,但佛教本就未将学佛修行与出家直接划上等号,在家佛教修行者以世俗身份作种种社会的度化事业,本就是佛教的内在之意,可是要扭转这样的主流误解,何其难矣!

况且,我们真能理解弘一大师的追求吗?

丰子恺曾在回忆他的老师弘一法师时写道:“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求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

今年的八月,我来到泉州,这是弘一法师的圆寂地,他的舍利就安葬在泉州的清源山上。我们步行上山参谒舍利塔,在弘一像的两侧,镌刻的是他在开元寺为“南山律苑”所题的自勉语,那是他作为一位出家人而发的大愿——“愿尽未来,普代法界一切众生,备受大苦;誓捨身命,弘护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

这哪里是厌世,哪里又是绝情?这样的“佛系”,你又以为如何?


什么才是真“佛系”

编辑时间:

2017年12月29日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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